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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langTianlang  2021-08-12 10:00 天浪书屋 隐藏边栏 |   抢沙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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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女儿pdf-epub-mobi-txt-azw3
书名:饥饿的女儿
作者:[英国] 虹影
格式:EPUB/MOBI/AZW3
标签:小说 文学
ISBN:

内容简介:


本书是虹影的成名作,也是虹影的代表作,还是她比较喜欢的一个版本。

一个十八岁小名叫六六的女孩和兄妹父母八人挤在重庆半山一个狭窄的阁楼里。

六六在十八岁生日那一天得知了自己的身世——原来自己是个私生女。

在这个隐秘和耻辱的身世背后,是母亲几段撕心裂肺的绝望爱情,是生父苦熬十八个春秋的等待,是养父忠厚善良的担当与庇护。

小说讲述了母亲苦难的一生,个人和家庭的痛苦悄然转化成历史的痛苦,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的风云变动不动声色地展现得波澜壮阔。

虹影以重庆草根为背景进行的写作中,剥去所有人性关系中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有力地展现人生的悲苦。

作者简介:


虹影,著名作家、诗人、美食家。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一。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好儿女花》、《饥饿的女儿》、《K——英国情人》、“上海三郭曲”、诗集《沉静的老虎》、散文集《小小姑娘》等,现居北京。六部长篇小说被译击30多种文字在欧美、以色列、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出版。许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曾获纽约《特尔菲卡》杂志“中国最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曾获台湾1997年《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K——英国情人》被英国《独立报》(INDEPENDENT)评为2002年Books ofthe Tear十大好书之一。2005年获意大利“罗马文学奖”。2009年被重庆市民选为重庆城市形象推广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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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摘录:


我从不主动与人提起生日,甚至对亲人,甚至对最好的朋友。先是有意忘记,后来就真的忘记了。十八岁之前,是没人记得我的生日,十八岁之后,是我不愿与人提起。不错,是十八岁那年。

学校大门外是坑坑洼洼的路面,向一边倾斜。跨过马路,我感到背脊一阵发凉——一定又被人盯着了。

不敢掉转脸,只是眼睛往两边扫:没有任何异常。我不敢停住脚步,到了卖冰糕的老太太跟前,我突然掉转头,正好一辆解放牌卡车疾驶而过,溅起路沿的泥水。两个买冰糕的少年跺脚,指着车乱骂,泥水溅在了他们的短裤和光腿上。老太太将冰糕箱往墙头拉,嘴里念叨:“开啥子鬼车,四公里火葬场都不要你这瘟丧!”

一阵混乱之后,小街还是那条小街。

我愣愣地站在杂乱的路上。是不是我今天跟人说话太多,弄得自己神经兮兮?从童年某个岁数起,我时不时觉得背脊发凉:我感到有一双眼睛盯着我,好几次都差一点看见了盯梢的人,但每次都是一晃而过。

那个男人,头发乱蓬蓬的,从没一点花哨色彩闪入我的眼睛。他从不靠近我,想来是有意不让我看清。只是在放学或上学时间才可能出现,而且总在学校附近,也从不跟着我走,好像算准了我走什么路,总等在一个隐蔽地方。

这一带的女孩,听到最多的是吓人的强奸案,我却一点没害怕那人要强奸我。

我从未告诉母亲和父亲,不知如何说才好,说不清楚。很可能,他们会认为是我做了什么不规之事,臭骂我一顿。好多年我独自承担这个秘密,渐渐这件事失去了任何恐惧意味,甚至不再神秘。每次有目光盯着背脊——大约隔半月或十天,我总有背脊发凉的感觉。事情本身没什么可怕可恨,可能与生俱来,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人一辈子,恐怕总会有某个目光和你过不去,对此,我可以装作不在乎。说实在的,平时愿意看我一眼的人本来就太少。

每次我想抓机会捕捉这个目光,它都能躲开我。而我不过是为了某种确定,就像过分小心地逮一只翠绿的蜻蜓。或许虚飘飘的东西本不应该拽紧,一旦看清,反有大祸。

我不敢多想这件事,那一年我的世界闪忽迷离,许多事纠缠在一块,串成一个个结子,就像我行走的小路边,石墙上的苔藓如鬼怪的毛发一般,披挂下来。

2

我的家在长江南岸。

南岸是一片丘陵地,并不太高的山起起伏伏,留下一道道沟坎。如果长江发千古未有的大水,整个城市统统被淹,我家所居的山坡,还会像个最后才沉没的小岛,顽强地浮出水面。这想法,从小让我多少感到有点安慰。

坐渡船从对岸朝天门码头,可到离我家最近的两个渡口:野猫溪和弹子石。不管过江到哪个渡口,都得在沙滩和坑坑坎坎的路上,往上爬二十分钟左右,才能到达半山腰上我的家。

站在家门口的岩石上,可遥望到江对岸:长江和嘉陵江两条河汇合处,是这座山城的门扉朝天门码头。两江环抱的半岛是重庆城中心,依山而立的各式楼房,像大小高矮不一的积木。沿江岸的一处处趸船,停靠着各式轮船,淌下一路锈痕的缆车,在坡上慢慢爬。拂晓乌云贴紧江面,翻出闪闪的红鳞,傍晚太阳斜照,沉入江北的山坳里,从暗雾中抛出几条光束。这时,江面江上,山上山下,灯火跳闪起来,催着夜色降临。尤其细雨如帘时,听江上轮船丧妇般长长的嘶叫,这座日夜被两条奔涌的江水包围的城市,景色变幻无常,却总那么凄凉莫测。

南岸的山坡上,满满地拥挤着简易木穿斗结构的小板房、草盖席油毛毡和瓦楞石棉板搭的棚子,朽烂发黑,全都鬼鬼祟祟:稀奇古怪的小巷,扭歪深延的院子,一走进去就暗乎乎见不着来路,这里挤着上百万依然在干苦力的人。整个漫长的南岸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排水和排污设施:污水依着街边小水沟,顺山坡往下流。垃圾随处乱倒,堆积在路边,等着大雨冲进长江,或是在炎热中腐烂成泥。

一层层的污物堆积,新鲜和陈腐的垃圾有各式各样的奇特臭味。在南岸的坡道街上走十分钟,能闻到上百种不同气味,这是个气味蒸腾的世界。我从未在其他城市的街道上,或是在垃圾堆积场,闻到过那么多味道。在各色异味中生活,脚踢着臭物穿行,我不太明白南岸人为什么要长个鼻子受罪。

老是在说,抗战时日本人投下的炸弹,有好多没有爆炸,落在山坳沟渠,埋在地底;国民党1949年底才最后放弃这个城市,埋下炸药有几千吨,潜伏特务十几万——也就是说,成年人都可能是特务,经过50年代初共产党的大镇压、大枪决,依然可能有无数特务漏网。解放后入了共产党的人,也有可能是假的。每天夜里,他们——男特务女特务们——都要出来搞破坏,杀人、放火、奸淫,做各种坏事。他们不会在对岸中心区的水泥大厦间、柏油马路上活动,喜欢偷偷潜行在这个永远有股臭味的南岸:这个本来不符合社会主义形象的地方,自然该反社会主义的人物出没。

只消走出门来,倚着潮湿湿的墙,侧着耳朵听:打更棒棒一声声敲着黑夜,没准儿一个蜘蛛网罩住的房门,会神秘地露出一只旧时代的红平绒绣花鞋;那匆匆消失在街转角的男人,黑毡帽压低,腿上藏着尖刀。阴雨天暗时,走在脏水漫流窄坡上的每个人,都是一副特务嘴脸。随便在哪一寸地上,掘地两尺,没准儿就可挖到尚未爆炸的炸药炸弹,或是一本写了各种奇怪符号的密电码本,或是用毛笔记录了各种怪事的变天账。

一江之隔,半岛上的城中心,便有许许多多的区别,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到处是红旗,政治歌曲响亮欢快,人们天天在进步,青少年们在读革命书,时刻准备长大做革命的干部。而江南岸,是这大城市堆各种杂烂物的后院、没法理清的贫民区,江雾的帘子遮盖着不便见人的暗角,是这个城市腐烂的盲肠。

从过江渡船下来,颤颤悠悠过跳板,在砾石和垃圾的沙滩上走上十多分钟,抬起头来,一层层一叠叠破烂的吊脚楼、木房、泥砖土房。你只会见到一个最不值得看的破屋子迷魂阵,唯有我能从中找出一幢黑瓦灰砖的房子,面前一块岩石突出在山腰上,伸向江面。这一带的人都管这一角叫八号院子嘴嘴,它位于野猫溪副巷。野猫溪副巷整条街只是一条陡峭的坡道,青石板石阶低低高高不匀,苦楝树,黄葛树,还有好些有时臭有时香的植物,歪立着好些早就应当倒成一堆堆木块的破房子。八号院子嘴嘴,院墙和大门黝黑,一侧墙青红砖相间,任意地泼了点色彩。那是得福于一场雷雨,雷电劈掉了半壁墙,重砌时,碎砖不够,找来一些红砖填补。

这还不是我的家。从窄小的街上看,只会看到一个与整个地区毫无二致的灰暗屋顶。和八号院子平齐的是七号院子,我家院子是六号,顺山坡地势,略略高出前两个还算像样的院子,墙板和瓦楞长有青苔和霉斑。中间是天井,左右一大一小两个厨房,四个阁楼。大厨房里有一个小回廊,连接后院,还有阴暗的楼梯,通向底层的三个房间和两个后门。

这么一说,像个土财主的宅子。的确,原先不知道是个什么人家的住房,1949年底共产党来了,房主人很聪明地落个下落不明,家具和几台土织布机充公搬走了。住在沿江南岸木棚里的水手家属们,立即半分配半自动占领了这院子。所以当我说的什么堂屋、回廊、后院、偏房、阁楼,等等,只是方便的称呼。

这个原先的独家院子住了十三户人家,不管什么房间都住着一家子,大都是三代人,各自的乡下亲戚熟人时来时往,我从小就没弄清过这个院子里住了多少人,数到一百时必掉数。

3

我家一间正房,只有十平方米,朝南一扇小木窗,钉着六根柱子,像囚室。其实我们这种人家,强盗和小偷不会来光顾。窗只在冬天夜里下雨时才关上。而窗外不到一尺,就被另一座很高的土墙房挡得严严实实,开了窗,房里依然很暗,白天也得开灯。从窗口使劲探出头往那墙顶上看,可看到一棵大黄葛树的几枝丫丫。从中学街操场坝流下的小溪,在树前的峭壁上冲下陡坡,从那儿流入江里。夜深人静,溪水哗哗响,一点也不像野猫,倒像一群人在吵架,准备豁出命来似的。

我家幸好还有一间阁楼,不到十平方米,最低处只有半人高,夜里起来不小心,头会碰在屋顶上,把青瓦撞得直响。有个朝南的天窗,看得见灰暗的天。

这两个房间挤下我的父母、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和我。房子小,人多,阁楼里两张我父亲手做的木板床,睡六个孩子。楼下正房也就是父母的房里,一个藤绷架子床,余下地方够放一个五屉柜,一把旧藤椅,一张吃饭桌子。

家里孩子大了,夜里只能拆掉父母房里的桌子,放一个凉板床,两个哥哥睡。白天拆掉凉板床,腾出空来放桌子吃饭,洗澡的时候,再拆掉桌子和凳子。说起来手续繁杂,成了习惯也简单。

1980年,我家住在这个院子已有二十九个年头了。1951年2月1日由江北刚搬进这间小房时,父母只带着两个女孩。毛泽东在50年代鼓励生育,人多热气高,好办事,而且不怕打核战争,炸死一大半人,中国正可称雄全世界。大陆人口迅速翻了一倍半,80年代迈入了十亿。

从我生下,我们一家成了八口,我从未觉得家里挤一点有什么了不起。以前,下乡插队的姐姐哥哥只是偶然回来,现在“文革”结束了,知青返城,开始长住家中。到1980年这两间板房快挤破开了,像个猪圈,简直没站脚的地方。这年夏天的拥挤,弄得每个人脾气都一擦就着火。

几天前母亲对我说,大姐来信了,就这两天回来。

大姐是最早一批下乡插队知青,因为最早,也就最不能够回到城市。她离过三次婚,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比我小六岁。她生了孩子就往父母这里一扔,自己又回去闹离婚结婚。“天棒!”母亲一提起大姐就骂,“我啷个会养出这么条毒虫?”大姐一回来,待不了几天,就会跟母亲大吼大吵,拍桌子互相骂,骂的话,听得我一头雾水。直到把母亲闹哭,大姐才得胜地一走了之。

但不知为什么,大姐不在,母亲就会念叨。一听见大姐要回来,母亲就坐立不安,时时刻刻盼望。我总有个感觉,这个家里,母亲和大姐分享着一些其他子女不知道、知道了也觉得无关的拐拐弯弯的肚里事。

这年夏天,好多事情让我开始猜测,恐怕那些事与我有点关系。一家人中唯一可能让我套出一点口风的,是大姐。因此我也和母亲一样,在盼大姐回来。

我是母亲的一个特殊孩子。她怀过八个孩子,死了两个,活着的这四个女儿两个儿子中,我是幺女,第六。我感觉到我在母亲心中很特殊,不是因为我最小。她的态度我没法说清,从不宠爱,绝不纵容,管束极紧,关照却特别周到,好像我是别人家的孩子来串门,出了差错不好交代。

父亲对我也跟对哥姐们不一样,但方式与母亲完全不同。他平时沉默寡言,对我就更难得说话。沉默是威胁:他一动怒就会抡起木棍或竹块,无情地揍那些不容易服帖的皮肉。对哥姐们,母亲一味迁就纵容,父亲一味发威。对我,父亲却不动怒,也不指责。

父亲看着我时忧心忡忡,母亲则是凶狠狠地盯着我。

我感觉自己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大失望,一个本不该来到这世上的无法处理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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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很懒,什么都没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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