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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langTianlang  2021-11-11 18:00 天浪书屋 隐藏边栏 |   抢沙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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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理想国译丛051 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
格式:EPUB/MOBI/AZW3
标签:政治 哲学
ISBN:

内容简介:


在本书中,福山沿着三十年前《历史的终结?》一文开启的思考路径,围绕当今的身份政治政治秩序带来的威胁,阐述了何为身份,以及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导致的政治撕裂。作者从观念史和政治史两个维度展开论述,溯源苏格拉底灵魂三要素的希腊哲学传统,历数卢梭、斯密、赫尔德、黑格尔等思想家有关尊严的观念,漫谈民族主义、宗教和西方左右翼的消长兴衰,纵论阿拉伯之春、反移民浪潮和民粹主义兴起等当代政治议题,比较身份政治表现于世界各地的异同。他提出,身份不是当代政治催生的新鲜事物,它扎根于人类灵魂中的激情、对尊严的渴求与个体独有的生活体验,随着经济现代化与社会的快速变革而兴起,取代旧的社群形式,成为人们赖以争取承认的方式;它不是恒定之物,也并非必定导致社会的分裂。

作者简介: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奥利弗·诺梅里尼高级研究员,此前曾任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国际研究院、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曾任美国国务院政策企划局副局长、兰德公司研究员。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信任》《政治秩序的起源》等。曾三次入选《外交政策》“全球百大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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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摘录: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世界政治剧变。

20世纪70年代初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段,发生了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可归入选举制民主的国家从大约三十五个增至一百一十多个。这一时期,自由民主成为全世界大部分地区默认的政府形式,至少追求如此,哪怕实践上并未做到。[1]

与政体转变平行发生的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依赖相应增长,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全球化。《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和后来变成的世界贸易组织等自由经济制度巩固了全球化。这些制度又有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等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做补充。在此期间,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全球GDP的增长速度,被广泛视为经济繁荣的主要动力。1970年至2008年间,全球商品和服务产出翻了两番,世界各地几乎都有增长,发展中国家的极端贫困人口占比从1993年的42%下降到2011年的17%。五岁前死亡的儿童占比也从1960年的22%下降到2016年的低于5%。[2]

但是,这种自由的世界秩序并未惠及每一个人。在许多国家,而且特别是发达民主国家,不平等急速加剧,增长的收益大部分流向了主要由教育界定的精英。[3]由于增长关乎越来越多的商品、货币、人口从一处移向另一处,巨量的破坏性社会变化随之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以前用不上电的村民突然就生活在大城市,看着电视,或者手机时刻连着互联网。劳动力市场为适应新形势,驱使数千万人跨国越境,给自己和家人寻找更好的机会,或是逃离本国不堪忍受的环境。巨量的新中产阶级在中国、印度等国出现,但他们做的工作替代了原本由发达国家老中产阶级做的工作。制造业逐渐从欧洲、美国迁往东亚及其他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与此同时,在服务业越来越占主导的新经济中,女性开始取代男性,低技能工人则被智能机器取代。

新世纪前十年的中期,世界秩序走向更开放、更自由的势头开始动摇,随后逆转。这一变化恰逢两次金融危机,第一次危机在2008年,始发于美国次贷市场,导致后来的经济大萧条;第二次是因希腊破产危及欧元和欧盟而起。两次危机中,精英政策都造成了巨大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全球数百万普通劳动者收入下滑。美国、欧盟是自由民主的典范,所以这些危机伤害了自由民主的整体声望。

研究民主的学者拉里·戴蒙德把危机之后那些年称作“民主衰退”期,那期间几乎各个地区的民主国家数量都从峰值回落了。[4]若干国家变得更自信、更强势,其中首推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开始推广“中国模式”,这种模式被视为与西方民主殊途同归的发展富裕之路;俄罗斯则指出,欧盟和美国的自由主义正在走向衰败。一些20世纪90年代貌似成功的自由民主国家,如匈牙利、土耳其、泰国、波兰,倒退回更趋威权的政府。2011年“阿拉伯之春”搅乱了中东地区的独裁统治,但是,利比亚、也门、伊拉克、叙利亚等地随后陷入内战,这些地方的民主希望因此落空。催生了“9·11”袭击事件的恐怖主义未被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击败,而是演变成“伊斯兰国”,成了世界各地坚决反自由的暴力伊斯兰主义者心目中的灯塔。“伊斯兰国”韧性惊人,同样惊人的是,那么多穆斯林青年放弃中东、欧洲等地相对安全的生活,前往叙利亚为它而战。

更出人意料,或许也更重要的,是2016年两大民主投票事件的意外:英国公投退出欧盟、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在这两场投票中,选民都关心经济议题,尤其是遭遇裁员和去工业化的工人阶级。但是,同样重要的还有人们反对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移民,认为移民在争抢本土工人的饭碗,慢慢破坏早已形成的文化身份。反移民、反欧盟的党派在多个发达国家壮大,最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荷兰的自由党(Party for Freedom)、德国的选择党(Alternative forGermany)、奥地利的自由党(Freedom Party)。整个欧洲大陆既有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也出现禁止穆斯林身份表达(如蒙面长袍、头巾、布基尼*)引发的争议。

20世纪的政治格局是沿着一条由经济议题界定的左右光谱分布的,左翼追求更平等,右翼想要更自由。进步主义政治以工人、工会、社会民主党派为中心,追求更好的社会保障和经济再分配。右翼的首要兴趣则是缩小政府规模、推动私营部门发展。21世纪第二个十年间,这个光谱在很多地区似乎让位给了由身份界定的光谱。左翼不再像以前那样关注广泛的经济平等,而是更多专注于促进被认为遭到边缘化的各色群体的利益,如黑人、移民、女性、西班牙裔、LGBT社群、难民等等。右翼则把自己重新定义为志在保护传统民族身份的爱国者,而这个民族身份往往与种族、族裔、宗教有明确的关联。

一种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长期传统认为,政治斗争是经济冲突的反映,本质上就是分蛋糕之争。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故事确实如此:全球化产生了大量被经济整体增长遗落的人口。2000年至2016年间,半数美国人真实收入未见增长;最顶层那1%得到的国民收入在GDP的占比,1974年是9%,2008年上升到24%。[5]

但是,与物质自利同等重要的是,人也会被别的东西驱动,那些动机更能解释当下的种种事件。姑且称之为怨恨政治(politics of resentment)。许多情况下,政治领导人之所以能发动追随者,是因为人们认为该群体的尊严被冒犯、被贬低、被忽视了。这种怨恨唤起该群体的尊严得到公开承认的渴求。比起单纯追逐经济优势的人,渴望恢复尊严的受辱群体怀抱的情感更有分量。

所以,俄罗斯总统普京才会谈到苏联解体,以及欧洲和美国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乘虚而入,把北约的势力范围一直推到俄罗斯边境线。他蔑视西方政客的道德优越感,盼望俄罗斯不再被看成地区弱国——像奥巴马总统说的那样,而是被当作全球大国。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在2017年说过,他于2010年再度掌权标志着“我们匈牙利人也决定夺回我们的国家,我们要重获自尊,我们要重掌未来”。[6]“基地”组织创建者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十四岁时,他母亲发现他对巴勒斯坦怀有不正常的依恋,“在沙特阿拉伯的家里看电视甚至会泪流满面”。[7]本·拉登自以为穆斯林受到了羞辱,为此满腔愤怒,后来志愿前往叙利亚作战的青年也有同感,他们自诩是在为一种被全世界压迫和攻击的信仰而战。他们想在“伊斯兰国”重现伊斯兰文明昔日的荣耀。

因受辱而产生的怨恨在民主国家也是强大的力量。“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因弗格森(密苏里州)、巴尔的摩、纽约及其他城市一系列被大量报道的警察枪杀非裔美国人事件而起,旨在推动外界关注受害者经历的、看似寻常的警察暴力。大学校园和全国各地的写字楼里,性骚扰、性侵犯被视作男性并不真正平等对待女性的证据。变性人突然被关注,他们以往并不被单列为歧视对象。把票投给特朗普的人当中,有许多怀念昔日的好时光,认为那个时候他们的社会地位更牢靠,他们要行动起来,“让美国再次伟大”。虽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但普京支持者对西方精英之傲慢和蔑视的感受,与美国农村选民的体验其实是相似的,后者觉得,东西海岸的城市精英及其媒体盟友对他们和他们的困难视而不见。奥尔班说过,“有些理论认为,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某位美国总统走上舞台,是跨国精英(又称“全球派”)与爱国民族精英在世界政治竞技场上的对决。”奥尔班本人就是后一派最早的典型之一。[8]

这些案例中的群体,无论是如俄罗斯等强国,还是美国、英国的选民,都相信自己有一种身份未被给予恰当的承认,要么是未被外部世界承认(对国家而言),要么是未被本社会其他成员承认。这些身份的种类可能且事实上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它们基于国家、宗教、种族、性向或性别。它们都是同一种现象的表现:身份政治。

身份和身份政治这两个术语是在相当晚近的时期问世的:前者于20世纪50年代经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普及,后者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只在文化政治领域进入人们的视野。身份如今有多种含义,有些情况下仅指社会类别或角色,还有情况指的是自己的基本信息(如“我的身份被盗”)。这类含义的身份一直存在。[9]

本书用身份这个词,意在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它对当代政治如此重要。身份之所以出现,首先是由于人真正的内在自我有别于社会规则规范的外部世界,且外部世界对内在自我的价值或尊严不予恰当承认。纵观人类历史,总会有个体发现自己与社会不合。但是,有些观点直到现代才深入人心,比如,真实自我固有其价值,外部社会对真实自我的评价存在系统性的错误和不公。不是内在自我要去迎合社会规则,而是社会自身需要改变。

内在自我是人类尊严的基础,但尊严的性质可变,事实上也因时而变。在许多早期文化中,尊严只是少数人的属性,通常属于自愿出征赴死的战士。有的社会认为尊严是所有人的属性,基于的是人作为行为主体的固有价值。还有一些社会认为,尊严的存在是因为一个人属于一个拥有共同经历和记忆的更大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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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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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很懒,什么都没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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